共产党的同路人——刘宝堂

　　1900年，保安县顺宁桃李坬的黄土沟壑间，刘宝堂降生在一户贫苦农家。十年九旱的山地收成微薄，爹娘靠垦荒、打短工勉强糊口。刘宝堂自幼上山放羊，日日穿行荒山野岭，见惯散兵劫掠、劣绅盘剥，年少时便生出一身嫉恶如仇的侠气。

　　十八岁那年，三边匪患四起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刘宝堂在杨渠村脑畔山筑寨，拉起民间自卫团，亲手带人打铁造枪，守一方乡民平安。剿匪安民的事迹传遍周边，当地百姓都尊称他为“少年英雄”。

　　1921年，杨虎城部孙友仁将其民团收编，刘宝堂驻防延川，任排长，后进入榆林教导团受训八个月。随后随军进驻关中澄县，驻守三年，看透各路军阀互相倾轧、鱼肉百姓的乱象。1927年，他辞官返乡，再度招兵立寨，不久被张廷祥招安，升任连长，驻守三边。

　　也是在此期间，他结识绥德共产党人马云泽。二人一见投缘，彻夜畅谈救国救民的理想，刘宝堂第一次系统接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，内心慢慢向共产党靠拢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有人告发他与刘志丹私下通信，刘宝堂蒙冤入狱。查清真相平反后，他看透旧军队的腐朽凉薄，年末直接弃官回乡。1929年，陕甘边爆发大饥荒，遍地饥民、饿殍遍野。受友人邀约，刘宝堂第三次在杨渠聚众招兵，短短一月便收拢数百名走投无路的灾民，数月之内队伍扩充至近千人。

　　张廷芝数次派人拉拢、威逼利诱，想要收编他的队伍。刘宝堂深知张氏兄弟阴险残暴，断然拒绝。权衡各方局势后，他率部投奔陇东陈珪璋部，被任命为第二旅副旅长兼第四团团长。自此，他正式扎根陇东军政舞台，也成为刘志丹开展兵运工作最关键、最可靠的依托。

　　彼时，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，刘志丹提出著名的“ 三色兵运”理论：白色兵运，争取改造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民团;灰色匪运，联络收拢绿林武装;红色武装，独立建立工农游击队，且以白色兵运为核心。

　　刘志丹早年与刘宝堂同窗，深知这位同乡重情重义、心怀百姓，当即派遣刘约三前往平凉，打通与刘宝堂的联络通道。故人重逢，加上救国理想相通，刘宝堂义无反顾选择暗中支持革命，成为陕甘统一战线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典范。

　　暗中倾力相助，数次舍命保全革命骨干

　　刘志丹抵达平凉，由刘宝堂引荐面见陈珪璋。陈珪璋早年曾在保安油坊做工，素来敬佩刘志丹的胆识与抱负，相见后十分投契，当即提议结拜兄弟。刘宝堂作为见证，刘志丹邀约刘约三、马云泽等多名党员一同歃血立誓。陈珪璋聘刘志丹担任军部高级参议，默许共产党人在军中自由活动。

　　榆林井岳秀大肆搜捕进步人士，曹力如、王子宜等四名保安籍党员被关押。刘志丹忧心同志性命，托付刘宝堂出手营救。刘宝堂立刻写信送往榆林军政上层，又备重金托人多方疏通，几番奔走斡旋，保住四人性命，一年后四人平安返回保安，保全了陕甘边革命早期核心骨干。

　　1931年早胜事变爆发，军阀高光仁设计扣押刘志丹与刘宝堂，裹挟两军北上。陈珪璋派兵紧急驰援，混战之中两部枪械尽数被缴，蒋云台部奉命搜捕刘志丹。

　　一个阴雨夜晚，官兵闯入刘宝堂住处，来人不认识换上士兵便服的刘志丹，只奉命捉拿归案。危急关头，刘宝堂急中生智，一脚踹向刘志丹，厉声呵斥他出门挑水，借机将人支开，轻松哄走搜查官兵。

　　待官兵走远，刘宝堂的贴身警卫郭孝堂及其他几名部下取出数根绑腿拧成绳索，搭在数丈高的悬崖之上，悄悄将刘志丹、王世泰、张秀山等五人依次坠下峭壁，连夜护送返回南梁根据地。剩余百余名红军干部暂时安置在刘宝堂部队中，他亲口许诺，只要刘志丹需要，随时完整交还。多年后，张秀山在回忆录《我的八十五年》中，仍细致记述了当年在平凉受刘宝堂庇护的往事。

　　1931年，西渡黄河的晋西游击队在陕北接连苦战，人员损耗严重，难以立足。队长师储杰遵照组织指示，写信托付刘宝堂转交刘志丹，希望两支游击武装会合。信件几经辗转送到平凉，刘宝堂一刻不敢耽搁，委派刘景范、刘约三乔装潜入南梁山区联络刘志丹。

　　当年10月，刘景范顺利接头，10月20日，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在林镇庙胜利会师。这次会师是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关键转折点，为后来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打下坚实基础，刘宝堂居中牵线搭桥的功劳不可磨灭。

　　会师之后，两支队伍合并，人员激增，粮草、弹药、被服全面短缺。刘志丹与谢子长商议，决定暂时借陈珪璋部名义休整，所有对接事宜全部交由刘宝堂操办。

　　在刘宝堂多方周旋下，红军顺利申领到一千余套军装鞋帽、三千银元菜金、二十余支马拐枪、数十驮弹药被服;同时调拨二十名专业造枪工匠、十五驮全套修械工具，还配备医护、西药各一整驮。陈珪璋委任刘宝堂为全权代表，他亲自带领三十名卫士、百辆大车，长途护送全部物资送往南梁新堡镇。

　　寒冬来临，物资到位后，众人商议结拜立誓。1931年11月15日，香案备好，刘志丹亲手书写兰谱，誓词写明众人志同道合，共赴救国革命大业，永不背弃。刘宝堂拿出随身银钱分赠各位兄弟，看着衣衫单薄却意志坚定的游击队员，由衷感慨：“能与诸位仁人志士相交，此生值得!”

　　为打消甘肃当局对自己“私通红军”的怀疑，刘宝堂与刘志丹提前商议，上演一场掩人耳目的假仗。战前私下互通消息，交战时刘部只放空枪，红军佯装败退，沿途丢弃旧军械、破衣物、瘦弱牲畜作为“战利品”。战后刘宝堂拿着“战果”向上报捷，搪塞甘肃当局，进而得以更好地掩护革命力量。

　　1935年6月，红军围攻旦八寨子，二十余名本地游击队员被俘，辗转押送咸阳、富县。刘宝堂听闻消息，不惜耗费大量钱财、动用所有社会关系四处奔走，历时数月多方疏通，终于在1936年正月二十，让二十名游击队员毫发无损，全部平安回到赤安县。

　　塞上共赴国难，身在曹营心在汉

　　1932年，刘宝堂升任石子俊部二团团长，后晋升新编第十一旅旅长。红军长征途经陕甘，大量伤病员、掉队战士流落三边。刘宝堂下令全数收容，营团级干部秘密转送延安，七百余名普通战士编入自己麾下，暗中组建隐蔽的地下武装。新十一旅内部旅设党组、团设党总支，党员公开开展活动，刘宝堂心知肚明，始终默许、暗中扶持。

　　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刘宝堂率部跟随邓宝珊北上榆林抗日前线，这也是邓宝珊从甘肃带到陕北榆林唯一一支建制完整的部队。部队驻防定边、安边、宁条梁一带，八路军贺晋年团驻守定边城内，两军互为友军，相处和睦。

　　刘宝堂主动邀请贺晋年到全旅开展抗日宣讲，还接纳八路军干部进入各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。他严令部下善待百姓，往来盐道的脚户、商旅一律免收苛捐、不准随意拉差，三边百姓都称赞他爱民如子。部队往返西安运输军装物资，途经保安、延安全程畅通无阻，他时常暗中向边区八路军输送枪支弹药。老友刘约三到访，他赠予二百银元补贴家用，这笔钱款后来全数上交边区政府。

　　1939年，第一次反共高潮来临，新十一旅一团三营与八路军警备二团骑兵营爆发冲突，史称“ 定边事件”，双方各有伤亡，社会震动较大。事件发生后，刘宝堂遵照邓宝珊指令亲赴定边调停，主动承认冲突源于本部军纪涣散、管教不力，将肇事营长调走，与萧劲光、贺晋年友好协商善后，归还收缴的全部枪械物资，迅速恢复两军和睦，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　　毛泽东在当年致王震的电报中，专门将榆林一带的邓宝珊、刘宝堂等划为重要中间势力，明确指示边区务必谨慎争取，严防国民党顽固派挑拨离间。足以见得党中央对刘宝堂的重视与客观定位。

　　国民党胡宗南一心拆分、瓦解新十一旅，多次勒令刘宝堂大规模清洗军中的共产党员，刘宝堂百般搪塞、拖延应付，始终不肯对进步同志下手。

　　张廷祥盘踞阎家寨子，武装欺压百姓，遭到八路军围剿。张氏兄弟数次低声下气请求刘宝堂派兵送粮支援，都被刘宝堂冷处理、拒不相助。加之刘宝堂曾致信高桂滋，直言张廷芝兄弟为祸陕北，建议不予接济，张氏家族自此对刘宝堂恨之入骨，持续向胡宗南密报其“通共”。

　　胡宗南见威逼、拉拢均无法控制刘宝堂，授意张廷芝设计除去他。张廷芝假意缓和矛盾，将女儿许配给刘宝堂长子刘汉，结为儿女亲家，以此打消刘宝堂的防备之心。1941年7月13日，婚期未至，张廷芝在安边摆下鸿门宴，邀约刘宝堂及全旅营、连级军官赴宴。酒至酣处，埋伏一旁的张廷祥突然拔枪射击，四十二岁的爱国将领刘宝堂当场遇害。

　　噩耗传遍军营，新十一旅全体将士悲愤不已，纷纷请愿为旅长报仇。在八路军配合下，部队迅速击溃张廷芝、张廷祥反动武装。

　　刘宝堂多年的庇护与引导，早已在新十一旅种下革命火种。1945年10月，新十一旅在安边率先发动武装起义，成为西北国民党部队起义的“火车头”，当年受过刘宝堂照拂的大批进步军官，全部投身人民革命。

　　安边城外西园子陵园，八路军八团派员专程参加刘宝堂追悼会。次年农历二月十九，灵柩迁回志丹县桃李坬故里安葬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特派刘约三回乡主持公祭，志丹县党政干部、十里八乡百姓自发到场吊唁。中央机关送来挽幛、挽联，深切悼念这位始终与共产党同向而行的挚友。

　　忠魂留黄土，同路人永载史册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正式评定刘宝堂为革命烈士，其子女按烈士家属标准优待培养，长子刘汉远赴苏联留学，归国后深耕水土保持领域，成为专业技术人才。

　　晚年，习仲勋、马文瑞联合撰文追忆刘志丹，文中大篇幅记述刘宝堂的贡献;马文瑞、阎红彦、王世泰、张秀山等老一辈革命者，均在个人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他胸怀大义、不计回报接济革命的往事，一致评价他是刘志丹统一战线工作最成功的典范，若无他数年的保护与支持，西北早期革命领导人多次身陷绝境时恐难以脱险。

　　如今，《志丹县志》《延安军事志》完整收录刘宝堂生平事迹;南梁革命纪念馆、刘志丹陵园、谢子长陵园中，均设有史料板块，专门记述他无可替代的统战功绩。黄土高原的长风常年掠过桃李坬的山峁，当年那个放羊出身、身在旧营却心向光明的少将旅长，作为共产党忠诚的同路人，永远镌刻在陕甘革命史册之中。

编辑：齐少恒